我是老派人。首先是“老”，今年五十有二;而且“派頭”上也老：我年輕時就屬於出土文物型，衣冠不整，不追求時尚，如今出門時，在美國像一個非法移民，在中國像一個進城民工。我沒有iPhone、iPad、iPod。不僅如此，我對追求時尚的年輕人，也往往頗有微詞：他們太“潮”了，所以太傻了，將來難以成功。喬布斯去世時，整個媒體被喬布斯覆蓋，我12歲的女兒居然不知道喬布斯是誰，一大原因大概是她從不用他的產品。 我從來沒有禁止過女兒上網、玩手機。以我的觀察，孩子有豐富的精神生活，基本不需要這些電子產品。嚴重依賴這類時髦玩意兒的人，往往內心空虛、才能匱乏。如今時髦的年輕一代，談起喬布斯、談起矽谷時，無不敬若神靈。但是，創造了iPhone、iPad、iPod這些玩意兒的高工、高管們，是怎麼教育自己的孩子呢?他們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矽谷的華德福學校。該學校規定：在7年級以前，也就是12歲前後，學生連電腦都不能碰，更不用說用iPhone、iPad、iPod了。 美國曾有人反省：在19世紀，至少在受教育的階層中，寫生相當風行，許多人都能畫一手好畫。如今，你到常春藤學校去看看，在那麼優秀的人才中，會畫畫的大學生鳳毛麟角。為什麼?19世紀時，人們尚未發明照相機，出遊看到美景要想留下點回憶，沒別的手段，只能靠畫畫。我住在波士頓遠郊，離梭羅曾隱居過的瓦爾登湖很近，梭羅本人常在這一帶活動，他的學生、朋友的故居也算是當地名勝了。直到現在，我們這個小鎮仍有梭羅時代之遺風，有時走到外面，我會看到一個中年婦女對著美景畫水彩畫。可惜，這已非當今社會之常規，而是一個“奇觀”了。照相機的發明，給大多數人提供了代替寫生的工具。這還不夠，人們還發明瞭傻瓜照相機：你只要“哢嚓”一下，就萬事大吉了。連照相都不用學了，誰還會費心練畫畫? 記得我還在國內時，看過一部美國的老片子，是講礦工的生活的。其中有一個鏡頭讓我終生難忘：礦工們幾杯酒下肚，興致勃勃地圍在鋼琴邊，一個大老粗的黑黑的手指在琴鍵上跳躍如飛，大家跟著琴聲唱起來。你再看看美國現在的大學生，有幾個能這麼彈琴的?鋼琴已被稱為“亞洲樂器”，似乎只有用功的亞裔子弟才能掌握。為什麼會如此?人們先是發明瞭收音機、唱片機，後來又發明瞭錄音機。如今有什麼喜歡的音樂，在網上順手就能下載，世界上最好的音樂家，都集中在小小的iPod裡，時刻準備著伺候你，那還學琴幹什麼? 網絡和移動通訊的時代，更是把“傻瓜”全能的潮流推向極致。智能手機的功用，早已不限於自拍、傳送文件、導航、搜索……各種專家、諮詢師、教練、人生導師，都在那裡嚴陣以待，告訴你在什麼樣的時刻你應該怎麼做。比如，在家庭爭執中，智能手機會及時警告你：“這不是你和你妻子吵架的時候!”在你和你剛剛認識的女友約會的關鍵時刻，手機在你的口袋裡震動，向你發出指令：“現在你可以親吻她了!”這些建議不僅僅來自權威的專家，而且有大量在類似場合收集的統計數據做證明，你最好還是聽從。享受著如此的便利，再想想過去的人們，他們活得可真累。還有哈姆雷特這等傻帽兒，在那裡煞有介事地問：“生存還是毀滅?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。”有什麼好考慮的?你難道沒有手機嗎? 我們活得似乎越來越快活，越來越輕松，也越來越像傀儡。你要入時，就得按照別人的指揮去活，但自己感覺還挺酷、挺獨立的。從表面上看，現代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平等，其實認真檢討時就會發現，現代社會實在很不平等，人被分成了兩種：一種是創造者，一種是享受這些創造的人。前者往往把後者視為傻瓜：他們什麼都幹不了，要為之設計最容易操作的輔助工具。新潮隨著時代不停地在變，但道理一以貫之：庸眾喜歡廉價、便捷的娛樂方式。 未來經濟學家Tyler Cowen最近寫了一本書，這本書叫《平均已經過去》，意思是：在當今的經濟活動中，10%的頂尖人才是贏家，下面90%可能都是輸家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。為什麼?現代社會的創新有一個傾向越來越明顯：每次創新，都有創新者和享受創新者。前者總是發明為後者代勞的技術，使後者什麼都不用幹，越來越傻，最終越來越依賴前者。Tyler Cowen的歸納是：工業化使體力勞動機械化、自動化;信息時代連腦力勞動也自動化了，有一系列智能機械替你動腦子。能夠發明這些機械的、具有和這些機械互補的能力並與之進行創造性互動的，即10%的頂尖創意階層，會獨攬創新的果實;而那些只會享受這些果實的人，其實都屬于為智能機器所代替的人，會變得無足輕重。 趕時髦，表面上很新潮，其實那才是真正的老氣橫秋。你年紀輕輕就要追喬布斯創造的時髦嗎?喬布斯已經作古了，而你的生活才剛剛開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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