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年輕人“變窮”的話題成為許多媒體關注的熱點。
在中國，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，2005年全國城鎮在崗職工平均月薪1530元，2016年全國城鎮就業人員平均月薪5532元。據第三方調查機構麥可思數據，2017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平均起薪3600元。
數據顯示，2005年，大學畢業生月薪是城鎮職工的104%；10年後的2015年，大學畢業生只有城鎮職工月薪水平的83%。再看10年增幅：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增長232%，城鎮職工平均月薪增長338%。這是未考慮通脹的結果，但通脹對所有工薪族的影響應該是相似的。
對國外青年群體的研究發現，青年群體的收入增長也跑不過社會平均水平，“年輕人變得更窮了”現像在許多國家都出現了。
“青年貧困”蔓延全球
英國衛報對此展開了一項調查，結果發現，除澳大利亞外，在英、美等幾個經濟體中，年輕人的收入增速遠低於國民收入的增速，並且這些我們稱之為“80後”“90後”的年輕人群體，相比他們父輩年輕的時候賺得更少，也就是說，代際之間財富鴻溝顯著。《衛報》報導，英國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最新數據顯示，考慮通脹因素後，英國25～29歲年輕家庭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低於2004～2005年的水平——從當時的3.19萬英鎊下降為3.1萬英鎊（約合人民幣29.18萬元）。
在法國，沒有穩定工作、沒有住房的“漂一代”有很多。因為找不到全職工作，這些年輕人只能“漂來漂去”地到處打零工，隨時面臨失業的風險。法國《世界報》報導稱，法國的失業率已達到二戰之後從未有過的高水平。每4個失業者中就有一個不到25歲。據法國《費加羅報》報導，該國有1/5的年輕人生活在貧困線下。
英法兩國年輕人的現狀也是整個歐洲年輕人的現狀。
30年前，歐洲年輕人的收入高於平均工資水平，但現在許多年輕人的收入比國家平均工資低20%。退休工人的工資卻在不斷上漲。對此，《衛報》在日前公佈的關於年輕人未來前景的調查報告中稱，“80後”、“90後”是歐洲社會中“受益最少的群體”。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國家債務危機、工作崗位緊缺、經濟全球化和房屋價格上漲。
無論是在美國、加拿大還是西班牙、意大利，年輕人的收入，其實是拖了社會平均水平的後腿，其中以意大利為最，年輕人的收入增幅竟然比社會平均水平低了19個百分點。
年輕人需要安家置業，需要娶妻生子，其支出通常要比退休人群高，因此也需要相匹配的更高的收入，但現實就是怎麼殘酷。
在中國的香港和台灣地區，年輕人也深受收入減少的困擾。根據台灣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，2012年，台灣未滿30歲、30至34歲、35至39歲三個組群的平均年所得，都低於15年前的水平；同樣，香港《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》指出，按通脹調整後，不同年代的大學生無論在起薪點或及向上流動的加薪速度，均有明顯下降。
作為國家未來的年輕人的狀況，如果變得比其父輩更窮，將帶來極大的隱患。
中國年輕人變窮因沒趕上“資產泡沫”？
先說說中國年輕人的情況。儘管他們用著比過去更好的手機，娛樂方式比過去更多，營養比過去更好，為什麼卻還有“更窮了”的感覺呢？
這可能是因為財富積聚更難了，年輕人在財富分配中的相對地位也下降了。
先來看看年輕人相對財富地位的下降。經濟學家周其仁說，這些年來，房子是拉開居民財富收入差距的最大因素。相信週教授的話符合大多數人的生活感知。網上有個笑話說，1990年代，上海某人辭職賣房創業，經過20年的辛苦打拼，他終於存夠了400萬，買回了賣掉的房子。可見有房沒房，大不一樣。當然，房子並不是唯一的拉開財富差距的因素，其他資產也構成了其中緣由。這是因為，在一個世界性的、長期的寬鬆貨幣環境中，資產價格會畸形上漲。
不要說年輕人，就是那些工作多年的人，如果未能持有資產，也會感覺自己越來越窮。這不是說食利者有多壞，或者剝削了誰之類的。其中有些人的確是靠特權致富，但也有很多人只是把趕上了泡沫的機會。
年輕人相對財富地位的下降，其實反映的是整體上致富環境的退化。一方面，整體經濟增速從過去的10%以上，降低到現在的不到7%；另一方面資本的回報增速遠超人力的回報增速，兩項相加，更可見資本相對於人力的優勢在快速上升。
“人賺錢難，錢賺錢易”正成為越來越多沒趕上泡沫盛宴者的感慨，這句話也形像地反映了人力資源所得回報的相對下降。這對於在人力資源上佔優的年輕人來說，不是好消息。
資本和全球化“該當何罪”？
在中國，“資本為王”影響年輕人收入的現像也存在，並且金融市場不完善產生的一系列“財富門檻”放大了這種影響。提到年輕人的生活水平，離不開談購買力，如今通貨膨脹，物價水平上漲，以及高漲的房價讓年輕人的購買力跟不上“拍”。只要手裡的資產回報率夠高，就能跑得過通貨膨脹，然而，現實中，高收入群體有更多的方式和手段抵禦通貨膨脹，而低收入群體的年輕人則相對劣勢。研究發現，由於我國金融市場不發達，形成了規避通貨膨脹的財富門檻，富人才有資本談保值增值，而通貨膨脹又在事實上提高了這種財富門檻，進一步加大了收入差距。在這一過程中，年輕人首當其衝。
其次是全球化。在收入、財富分配以及被動性結構變革的成本和收益方面，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增長模式在過去20年間都存在問題。全球化和某些數字化技術導致了工作和收入的兩極分化，對各個國家的中產階級都造成了持續的壓力。而中產階級的重要基礎是年輕人，包括聯合國定義的55歲以下的年輕人。
最近的一個案例就是英國“脫歐”派的勝利，雖然民眾的不滿是合情合理的，精英的錯誤也是不能迴避的，但民粹主義開出的藥方卻是錯誤的。貿易保護、劫富濟貧、孤立主義實行起來很痛快，甚至在短期內會有一定效果，但從長期來看一定是不利於國家發展的。
根本出路在於讓年輕人向上流動
最重要的不是現在的年輕人是否比以前更貧窮，而是他們有沒有機會可以改變這種狀態。但正如調查所顯示的，多數人對此比較悲觀。72.4%的人自認為其收入增長速度既很難跑過通脹速度，也很難跑過其他人群。
在一個社會裡，最重要的是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。只有保證人人皆有成功的機會，那麼即使現在年輕人處於相對貧窮的狀態，那又有什麼可怕的呢？真正可怕的是，即使年輕人意識到自身的貧窮，卻是無論怎樣的努力和勤奮都不足以改變，這才是最為可怕的事。
在這一層意義上，解決青年群體的貧窮現象，重要的是創造公平環境，提供機會，讓年輕人自己可以改變命運，而不是等待就業保障或物質補助等。同時，在當下的社會裡，還存在不少門檻，攔住了年輕人的“中產之路”，比如收入不平等、通貨膨脹、房價上漲等有可能還將持續。因此，給予年輕人實現有限收入保值增值的機會，就顯得非常重要。
英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了幫助青年人實現向上流動的重要性，在2011年發表了《開啟大門，衝破障礙》白皮書，其中將人一生的發展分為了“基礎”(5歲以下)、“在讀”( 5-16歲)、“過渡”(16-24歲)及“成年”(24歲以上) 四個階段，在每個階段，政府都會制定相應的政策幫助處於弱勢的群體，實現向上流動。這一意識和舉措或許值得借鑒。
【不同聲音】：年輕人只是變得更會哭窮而已
日本學者三浦展在《下流社會》一書中提出中產階級下流化的概念，他認為過去二三十年一向穩定的日本中產階級正在萎縮，年輕一代從中產躋身“上流”者鳳毛麟角，淪入“下流”者卻源源不斷。——中國也在經歷這個過程嗎？前幾天有媒體設置了這樣一個議題：年輕人真的變窮了，變得更窮了。
以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高低作為判斷窮富的標準，判斷他們是一個失落的階層，又把畢業生作為年輕人的代表。這個邏輯顯然是站不住腳的。大學畢業生起薪本來就偏低，“起薪”的含義就是最低額的工薪，一般都比正常薪水偏低不少，用大學剛畢業的起薪，跟城鎮職工的月薪來比較進行貧富衡量，明顯不對等。剛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畢業生，也不能代表年輕人這個群體。
年輕人是一個龐大且模糊的群體，群體上很難界定，窮富也很難作數理統計，無法籠統地說一個群體變窮還是變富了。
就拿在媒體工作的年輕人來說，就有很多差別。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傳統媒體，年輕人收入可能降低了，變窮了，尤其是剛大學畢業的，沒法兒跟幾年前都市報的黃金時代比；而本就不依賴市場、有財政支撐的媒體，年輕人的收入沒有太大變化；新媒體從業者則不一樣，收入可能變高了——而新媒體內部收入又有差別，從事內容生產的可能就沒有從事技術的年輕人收入高。
說某個地區、某個行業、某個年齡段的人收入降低了，前面加很多限定詞，哪裡會有“年輕人變窮了”聽起來乾脆過癮、引人注目和聳人聽聞，能起到讓人過目不忘的傳播效果。
全媒體讓人們更多地看到這個世界那些奢華，跟過去相比，今天的年輕人比較的對像不一樣，比較半徑也大多了（比如，今天再有錢，可相比一套房，立刻覺得自己很窮了），更會產生窮的感覺。另一方面的原因是，自媒體賦予了人們更多的表達機會，尤其是年輕人掌握著話語權，他們更習慣以哭窮的方式主張自己的利益。自媒體的話語權，使他們誇張矯情的哭窮聲更容易被設置成一個受到關注的議題，而真正的窮人，因為缺乏話語權，窮到無法讓自己的貧窮受到普遍的關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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