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遠見的人走的是笨路
笨人和聰明人是世界上兩種不同的動物。笨和聰明,首先不是在做具體的事的時候,而是在選擇道路的時候。
北大畢業典禮上,我對下面的師弟師妹說:
千萬不要相信世界上沒有近路可走,是有的;你千萬別相信事情不可以投機,是可以投機的。世界上成功的人,80% 走的都是近路和投機的路。
然而,我們常常是:眼看他起高樓,眼看他宴賓客,眼看他樓塌了。
為什麼?因為他走的是近路,他太聰明了。而我們這個民族需要目光長遠的人,那些有遠見的人一定走的是笨路。
我去歐洲,他們的下水道有的是19 世紀修的,為什麼暴雨天他們的城市不淹?而我們的城市大部分一下雨就淹了?我們的路走得太近了,我們修的路,第二年要拉開再看一看,那也是因為這個路第一年修的時候沒充分考慮過。
我特別不喜歡聰明人,就是那種特別愛佔便宜的聰明人。佔便宜有兩種:一種是物質的便宜,一種是精神的便宜。
我在《一句頂一萬句》的開頭寫過兩個人:一個是做豆腐的老楊,一個是趕大車的老馬,老楊是個笨人,老馬是個聰明人。
老楊認為他跟老馬是好朋友,但老馬從心裡並不認為老楊是他的好朋友,但是遇到事呢,他也找老楊幫忙。老楊剛給他幫完忙,他背後又說了好多老楊不三不四的話。
老楊知道以後有些傷感:如果我比你聰明,你利用我情有可原;你比我聰明你還利用我這個笨人,情何以堪?
我聯想到生活中,你那麼有錢,那麼有地位,你是聰明人,還總是利用樸實的勞動人民,我只能祝這些聰明人一路走好。
我是一個笨人,我是個老實人,我不願意跟聰明人做朋友,因為我也常常上聰明人的當啊。
這個民族需要目光長遠的人,他們一定走的是笨路。
我們民族最缺" 笨人"
我的母校是北大,北大是什麼人?
這裡產生了嚴復、蔡元培、李大釗、陳獨秀、胡適和魯迅。蔡先生辦學方針是" 思想自由,兼容並包"。這些人雖然所處的時代不同,高矮胖瘦不同,但有一點是相同的,他們是民族的先驅者。
什麼是先驅者?
當幾萬萬同胞生活在當下時,他們在思考民族的未來。為了自己的理想、不切實際的理想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。黑暗中沒有火炬,我只有燃燒了我自己。我以我血薦軒轅。哪怕他們知道幾萬萬同胞會蘸著他的血來吃饅頭。這就牽涉到知識分子存在的必要性。
為什麼人類需要知識分子?他除了要考慮這個民族的過去、當下,最重要的是未來。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眼睛應該像一盞探照燈,更多的知識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燈聚焦一樣,照亮我們民族的未來。
如果這些探照燈全部都熄滅了,這個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。用孫中山先生的話說,這個民族會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。
思想自由,兼容並包,應該是我們北大人這個民族生命的所在。大家應該知道我們的母校是誰,我們的老師是誰。大家畢業以後是從一所大學到達了另一所大學,從一本書到另外一本書。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這個民族最缺失什麼。
這個民族不缺人,不缺錢。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最有錢。我覺得這個說法是最欺負人的。如果14 個人有10 塊錢,另外2 個人有9 塊錢,用我們國發院現代金融學的理論來衡量,到底誰有錢?我們的馬路頭一年修,第二年要拉開看一看;我們的大橋,壽命不會超過30 年;一下雨,我們的城市就淹了。
缺什麼?我們這個民族缺遠見。
遠見,對於這個民族,如大旱之望雲霓,如霧霾之望大風。
投機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起碼佔80%。但主要的區別是,他們得到的利益只是針對他們自己。你做的這些事情是只對自己有利還是你促進了這些事情的發展。
我們最不缺的就是聰明人,最缺的就是笨人。
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別好的導師,我在另外一個學校也有兩個特別好的導師。
一個是我的外祖母,我外祖母是一個普通的中國農村婦女,她不識字,她1900 年出生,1995 年去世,活了95 年。她在方圓幾十里都是個明星,如果她要演電影就是安吉麗娜· 朱莉,如果踢足球就是梅西,如果打籃球就是杜蘭特,如果跑百米就是博爾特。
但是她一輩子都在這裡。她的個子只有一米五六。我們黃河邊三里路長的麥趟子,她割麥子是速度最快的,當她把麥子從這頭割到那頭的時候,一米七八的大漢也比不過她。
當她晚年的時候,我跟她有一次爐邊談話。
我說,你為什麼割的比別人快?她說我割的不比任何人快,只是三里路長的麥堂子,我只要紮下腰,我從來不直腰,因為你想直一次腰的時候,你就會想直第十次、第兩百次,我無非是在別人直腰的時候割的比別人更快一點。
另一個是我的舅舅,他是個木匠,小時候得過天花,臉上有麻子,大家叫他劉麻子。劉麻子做的箱子櫃在周圍四十里賣得最好。漸漸周邊就沒有木匠了。跟他聊天,他說:我能成為好木匠,是因為別人打一個箱子花三天時間,我花六天時間。
接著他又說:你只花六天時間也不是好木匠,我與別的木匠的區別是,我打心眼裡喜歡做木匠。我特別喜歡做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;你只是喜歡做木匠活,你也當不好。
我當木匠會有恍忽的時候,比如我看到一棵樹,如果是松木、柏木、楠木,哪家的閨女出嫁的時候打個箱子櫃該多好;如果是棵楊樹,楊樹是最不成材的,只能打個小板凳。他已經達到了" 空即是色,色即是空" 的境界。他雖然不是北大哲學系的,但已經達到了哲學系畢業的水平。
有時候,我開車路過我們咱們的馬路,馬路兩邊基本上全是楊樹,因為楊樹長得快。但你去像歐洲、北美那些國家,會發現路兩旁全是松樹、椴樹、楠樹、橡樹、白蠟。樹的質量對比能代表一個民族的心態。
所以我送大家兩句話:種樹要種鬆樹,做人要做劉麻子;舉起你們手裡的探照燈,照亮我外祖母沒工夫直腰的麥田。
(作者:劉震云,著名作家、作品《一句頂一萬句》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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